圆桌讨论三嘉宾
近日，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主办、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承办的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以“动荡中的2022——全球与中国经济及政策展望”为主题，围绕四大圆桌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圆桌讨论三“创新、金融与科技竞争”由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主持，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前院长张晓慧出席并发表演讲。
张晓慧指出，科技创新是大国竞争的核心领域，科技创新体系应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一个国家只有拥有更加强大的科技创新和自主创新能力，才能攀升至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上游。我国应立足自身长远发展，打造符合科学规律、体现中国国情的科技创新体系。
张晓慧表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是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抓手。在我国金融体制和金融实力水平大幅增长和长足发展之后，“如何实现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相结合”的问题就演变成了“如何建立更加完善的金融体系支持国家科技创新，进而使科技和资本能够更好地结合”的新问题。我国金融在促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方面迄今仍处于相对初级的起步阶段，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空间和潜力还很大。我国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采取财政资金和市场化投资相结合的方式引导资本进入相关领域支持科技创新。特别是要引导资本参与基础研究，从而实现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
以下为张晓慧发言实录：
我想谈两个方面的体会：
第一个方面，当前一定要认识到科技创新是大国之间竞争的核心领域。甲午战争之前，晚清的一位学者魏源曾写过一本叫《海国图志》的书，里面就提到要“睁眼看世界”，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五四运动也倡导“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这些都意味着先进的中国人始终在探索着以科技谋求我们的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之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更是如此，我们的科技事业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从“两弹一星”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再到“科教兴国战略”，我国科技体制不断完善，全民的科学意识和知识水平也在不断地提升，这说明中国在成长为一个大国、强国的过程中，科技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下正如总书记所说，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竞争越来越体现为国家和国家之间科技实力的竞争。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以来，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在面向未来的核心技术和关键领域，美国都在不断地强化出口管制、投资审查、技术封锁和人才交流的限制，并强迫一些高科技公司对供应链重新进行布局调整。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企图在中美之间实现实质性的技术脱钩。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西方国家中贫富差距、收入不平等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盛行，西方社会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分裂态势，西方国家国内的矛盾在不断激化，使得西方政府越来越把矛头向外转移，不断地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科技能力提出质疑。
我们看到，拜登上台以后一直致力于在科技领域里（其实不只是在科技领域）打造多边的应对方式，建立与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以及日本的联合阵线。昨天在朋友圈流传甚广的一张照片，即东盟的大部分首脑和拜登在白宫门口的一张合照，其实也是拜登的多边应对方式之表现。这意味着中国将会面临越来越强大的反制力量。拜登上台后，还以保护美国供应链为名，签署了长达250页的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机构对半导体芯片、电动汽车的大容量电池、稀土矿物质和药品进行100天审查，将“科技遏华”的主打路线直接摆上了台面。
国际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的流行已然破坏了全球的产业链和价值链，科技创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机制也已基本失效。各国都在积极寻找可以推动新一轮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科技创新对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作用异常重大。未来一个国家只要拥有更加强大的科技创新和自主创新能力，那么就有可能攀升到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上游。
所以，无论是应对当下美国挑起的“科技战”，还是立足我国自身长远发展，都需要打造一个符合科学规律，能够体现中国国情的科技创新体系。我国科技发展速度虽然快，但是整体水平距离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有些关键领域还有很多“卡脖子”的地方。这些问题的发生，既有我们起步比较晚、基础相对薄弱的原因，也有一些重要的系统性和机制性问题。
一是基础科学知识缺失，科学知识的普及程度低，造成了认识科技的能力比较差。
二是过于从功利的角度看待科技。科技在体制内的地位相对来说还比较低，尤其是在产业研发链上的地位不高。此外，相关部门支持科研时具有间歇性的特征，难以一以贯之，而市场又很难自发地解决科技产业链上的所有问题，这对科技创新就形成了阻碍。
三是资本和科技条块分割。一方面，我们既缺乏长期稳定的资本来源，同时又缺乏科技与资本结合的模式和机制。这在基础研究领域中往往表现的更为突出。这些问题的产生，科学界固然要负一定的责任，但是金融界也难辞其咎。
四是资本过度膨胀，往往失去了它的社会目标。资本不为科技服务，只为自己服务，脱实向虚的趋势比较明显。这种“资本第一、科技第二”的现象，其实是一种去科技的退化过程，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科技创新体制官僚化、行政化、寻租化的特征比较明显，科技创新动力不足，机制也不顺，亟需加以解决。
当然从辩证的角度来看，危和机从来都是并存的，发现问题正是解决问题的起点。美国之所以要对中国挑起科技战，我想这正是由于当下中国已经具备了跨越和赶超的条件。
第二个方面，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也是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抓手。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证明，金融从来都是科技最重要的支撑力量，也是技术进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催化剂。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美国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推动了微软、谷歌、苹果、亚马逊等一批高科技企业的崛起。可以说相对完善的资本运行机制是美国科技创新的关键因素。
我国未来的高质量发展同样需要比较完善的金融体制来支持科技创新。目前国内方方面面都很重视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问题。其实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既是一个老问题，更是一个新问题。如何实现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的结合，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但在我国金融体制和金融实力水平已经有了大幅度增长和长足发展之后，这个问题就演变成了一个如何去建立更加完善的金融体系来支持国家科技创新，进而使科技和资本能够更好地结合的新问题。
这个问题突出表现为：我国经济发展虽然速度比较快，工业体系也相对完整，但是科技创新在其中起到的支撑作用还不够完善。换句话说，我们目前的经济还不是一个完全在科技创新体系支撑下快速增长的经济。过去几十年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基本上是通过运用国外成熟技术取得了巨大成绩，从而发展成世界的第一大制造国和第一大贸易国。然而我国在以科技创新支撑经济发展方面，还存在不少的短板和问题。
作为金融和科技领域的后发国家，我们目前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仍然处在一个相对初级的起步阶段，推动科技发展创新的主要动力还是财政资金，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本和科技的结合还不够紧密，甚至有时还表现出相互脱离的倾向。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半导体。政府对半导体行业的发展非常支持，但我们看到的是，半导体大基金的投资目标仍是以支持拓展成熟技术、扩大现有产能为主，资金很少进入上游的基础研发领域。为什么？因为资本的逐利性就是寻求稳定、高效、低风险的短期回报，它对生命周期更长且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基础科学研究往往不感冒。
其实，这些问题在具有先发优势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曾经经历过，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客观现实。即便是美国在支持科技创新时，其实也是通过财政资金和市场化投资相结合的方式参与到相关领域，它在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方面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发展经验是推动我国科技与金融有机结合互动的重要借鉴。我国科技创新目前面临的重大挑战就在于如何正确引导资本进入相关领域，特别是参与基础研究方向的投资，如此才能实现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
时间关系，我就讲这些，谢谢！
张晓慧
（本文根据发言内容整理，未经本人确认）
文稿：杨粟裕、孙天印 校对：杨绿原
